1.
1840年的鸦片战争，最终以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的签订最为终结。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让英国割走了香港岛。为什么是香港？其实还要从义律说起。
查理·义律出身在一个英国贵族家庭，祖父是伯爵，父亲是军人外交官。受家庭影响，义律14岁便投身海军，他立志要为大英帝国的荣耀而战。我们需要记住义律的海军出身，这跟“为什么是香港”有着不小的联系。
义律在1834年7月来到了中国，被大英帝国派驻在广州，作为驻华商务监督，虽只是个商务监督，但其实这是个大使级别的职位，年薪有6000英镑。
到了1839年，原本稳定的鸦片贸易形势起了些变化，林则徐前来销烟，这让义律手下庇护着的在华英商蒙受了损失。没过多久，英国下议院的主战派便以9票优势引领了鸦片战争。
英方最初的战争攻势由义律的堂兄，乔治·懿律负责，不过他缠绵病榻，不久之后，大小事务都落在了义律身上。
1841年1月7日，战斗打了一整天，虎门的两座炮台被攻陷，清军死了700多人，英国人无一伤亡。英国水手们很高兴攻克了原以为坚固的阵地，还想继续攻打上有的炮台，结果被义律下令“到此为止”，因为清方的琦善已经妥协了。
于是《穿鼻草约》被拟定了下来，其中第一条是：“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拟条约的义律心里明白，如果自己要求清政府割让香港岛，那么英女王一定会对自己大为光火。没错，并不是清政府会发火，清政府的喜怒对于这位英国海军统帅没什么影响，倒是伦敦方面，对彼时还是光秃秃的香港岛，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想要的是舟山群岛。
清朝初年，为了禁止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郑成功联系，清政府厉行海禁。在顺治、康熙年间，曾五次颁布“禁海令”，三次颁布“迁海令”，前者不让人民出海，后者让沿海居民迁入内陆。香港岛当然也不例外，几乎没有基础设施建设，倒是常有不法之徒盘踞。
1815年，在东印度公司于广州开设贸易站后，一位驻广州的东印度公司的高层人员首次提出要在中国东岸成立一个据点，并且这个据点要离北京越近越好，以便利用其争取开放贸易。
只是，据点的选址在英国内部有不少异议。英国首任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在1834年主张占领香港岛，从商务总监当上海军统帅的义律，也有意于香港。
在商界，威廉·渣甸则钟情于台湾岛，他向外相巴麦尊建议，霸占上3、4个岛屿，比如台湾、金门、厦门、舟山群岛，作为要求清政府开放贸易的筹码。如果要在珠江口开战的话，再在广州附近占据一个岛或者港口，香港、莲田倒也都行。
而在外相巴麦尊心目中，最理想的地方是浙江省杭州湾口的舟山群岛，这里离北京不那么远，便于施加军事压力；从舟山可以溯游长江，以便舔舐华东市场这块肥肉，反正最不济的，也要在中国东岸吧。
2.
英政府对舟山的觊觎，还要追溯到1689年。
当时由于外商在宁波走私税严重，清政府在舟山开设“红毛馆”，专为与洋人通商。1700年，东印度公司拿出10万多英镑投资舟山岛，在同一时期，英国对广州厦门的联合投资额加起来不到75000英镑，其对舟山的期望，可见一斑。而1793年，马戛尔尼代表团来华，要求之一是清政府出让舟山。当然，被拒了。
1832年3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代表胡夏米进行外事考察，经厦门、福州、宁波，一路来到上海并住了18天。临走时，上海道台吴其泰说想和他见见，于是两人约在道台某破庙前寒暄，到分别时，胡夏米才说了些自认为很重要但吴其泰认为是废话的话：一是上海是做生意的好地方，这里是长江出海口，将来会成为东亚商业中心，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发大财。二是上海与内陆交通便利，绿茶、红茶、生丝运到这儿，比运往广州的开支要省得多，如果上海开放，几年内，就可以赶上广州，成为比广州还重要的城市，发展前景十分好。长三角在曾经英国人眼里，某种程度上的地位高于珠三角。
所以，在策划鸦片战争的时候，外相巴麦尊就向义律传达了内阁的意见，要求义律夺取中国“舟山群岛的一个岛屿或厦门城”，先打造成军事行动根据地，再变成贸易基地，永久占领下去。在割让岛屿选址方面，当时英国政府内部提出了台湾、海南、福州、厦门、舟山等地为候选名单。
然而，义律的做法显然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了，他竟然从舟山迅速撤了兵，还在《穿鼻草约》中也放弃了舟山群岛。这个结果传回国后自然引起了外相巴麦尊和维多利亚女王的震怒。女王表示，如果不是因为义律的举动，“我们本来可以得到所希望的一切，他完全违背了给他的指令，试图接受所能获得的最低条件”。
紧接着，义律就被外相巴麦尊撤职了：“我给过你明确的训令：务必占领舟山……但你却割取了香港，一个一无所有的荒岛。香港不会成为贸易中心，倒是可以用来隐居。你将被解职，女王已另派全权大臣取代你”。
然而，主张长期占有香港的义律虽于1841年8月被了免职，他的继任者璞鼎查到了一线一看，竟也开始支持义律，占据香港的决定了。
3.
身为海军上校的义律，视角与政商两界截然不同。
虽然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舟山群岛，但英军却吃了当地蚊虫肆虐、肠道传染病的苦。战场上没死两个人，倒是有218人死于痢疾，91人死于死于间歇性发烧，腹泻拉死了70人。占领定海半年后，近4000人的军队只剩下了1918人。军队不健康，义律对舟山及附近区域的控制力也在下降，这是他退出了舟山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长远军事上的考虑。1842年1月25日，义律在送交巴麦尊继任者阿伯丁勋爵的报告中指出，与舟山相反，香港岛这样的口岸拥有“巨大而安全的港口，丰富的淡水，易于由强大海军来保护等优点，地域大小和人口状况都很适合我们的需要”。
对香港岛的态度，当时海军大臣的约翰巴罗爵士，基本上与义律持相同意见。约翰巴罗认为，在地理上香港岛东（鲤鱼门）是一个良港，可以停泊任何类型的船舶，倘若战事发生，海港便能提供强大的海军支援。1839年11月，即鸦片战争初开时，约翰巴罗解释了选择香港岛作为海军补给站的原因：“审慎的做法是把军事行动局限于广州，占领虎门以外的香港岛，众多船只就有了适宜的近岸锚地以及大量新鲜淡水。只要在此地配备小量大炮和炮手，再加上一艘战舰，就可以为商业航运提供保护。”
在义律被罢免两年后的1843年初，于一份记录了与巴麦尊对话的文件中，透露了当初震怒义律放弃舟山的巴麦尊，为何最后也放弃舟山：“对舟山的亲身了解，我认识到，与我们以往的偏爱截然相反，它完全不适合我们在中国的目标。航行充满危险，除了动力汽船之外，其他船只几乎无法航行”。
只有香港的深水港，能够供英军把牙齿嵌进中国的土地，把香港作为军事补给地，让两国军队的士气此消彼长。由此，义律擅做的决定被贯彻到了最后，《南京条约》让中国割让出了香港。
1840年11月6日《泰晤士报》曾对鸦片战争做了这样的诠释：“事实上，这些盛气凌人的要求的真实涵义是……文明民族在本质上远远优于无知的同类，所以有权使后者完全沦为生产茶叶和瓷器的工 ，并在他们开始懈怠时炮轰他们。”
但幸好，今时，已不同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