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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今日本派遣遣唐使、向唐朝学习制度文化已传为佳话，但那是在日本吃了败仗之后的。公元663年唐高宗时期，那时的日本还叫倭国。大唐和倭国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展开水战，结果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唐军在名将刘仁轨的率领下，以少胜多大败倭国水军。
这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的第一次交战。唐军的胜利，奠定了此后近千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和势力范围。公元701年，倭国正式改国号为日本，并心悦诚服地派出遣唐使全面复制盛唐文采制度，京都奈良几乎就是长安洛阳的翻版。直到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再度侵略朝鲜为止，近千年间虽然中国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但日本都未敢对中国开战。
虽然丰臣秀吉以朝鲜为跳板觊觎中国的企图，因大明国力尚强而告终，但自元末就已经在中国沿海开始骚扰侵掠的倭寇，却是明朝中国采取“海禁”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便明亡清兴，闭关锁国的理念却一直传承下来。而日本跟当时的中国也差不多，同样奉行海禁政策、拒绝与外界往来。
终于英国的军舰敲醒了天朝，美国的炮舰也打开了日本关闭的大门，两国相继开始走上变法自强之路。中国的洋务运动，甚至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要提前几年。但小船好调头，日本更小的地域、更少的人口、更浅薄的文化根基都成为了它快速成功转型的原因。
日本的国父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应该脱亚入欧，不应该跟中国、朝鲜这样的孱弱邻邦联系太紧密，而应将其视为自身强大的台阶。1894年，为争夺朝鲜中日两国再度开战，对于双方而言这都是赌上国运的一战，结果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马关条约丧权辱国。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进程，被日本一耳光打到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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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军攻占旅顺之后，军方上下群情激昂，要求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到北京去，像英法联军一样迫使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此时站出来阻止的人，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作为政治家，伊藤博文比好战的军人眼光更长远。他力主只打一场有节制的战争——也就是到此为止，尽全力巩固来之不易的胜果。若是将战争扩大化持久化，不仅日本当时的国力和资源难以为继，而且还会引来列强的干涉。实际上，旅顺即在英俄的联手干预下，最终不得不交还中国。
伊藤博文的适可而止，为日本攫取了最大的利益。但甲午战争的胜利，也让日本的扩张倾向进一步扩大化。日本人认为既然他们能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欧洲二十代人才能取得的成就，那就没有什么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1904年，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日本与俄国爆发战争并再度获胜。俄国不但放弃了在东北的多项特权利益，更令日本在几年后正式吞并朝鲜。日本对俄国的胜利，是殖民时代以来第一次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亚洲新兴强国对欧洲传统强国的胜利。这一战，使日本正式跻身世界列强的行列。
两次战争的甜头，让日本人更加膨胀。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此时形容日本“骑在马上喝醉了的狐狸”。狐狸虽然狡猾，但喝醉之后难免丧失理智，骑在马上更是岌岌可危。但在一个正被胜利光环炫目的国度里，唱反调往往都不会有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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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期间，因为欧美列强疲于争战，中国和日本的民族工业都迎来了一次春天。仅仅从1915年到1919年，日本的百万富翁就增加了一倍有余。但根底浅薄、资源贫乏、快速致富造就的贫富分化，一系列问题都在困扰日本社会。
当战争带来的产品需求枯竭，加上战后西方开始重新在世界各地夺回市场，日本开始经历经济衰退。正当艰难恢复之时，又遭遇了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这场8.1级的地震是人类史上破坏最剧烈的地震之一，十万人死亡的同时，甚至一度考虑将首都从受损严重的东京迁出。
等到从地震逐渐恢复之时，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又席卷日本，“昭和金融恐慌”令中小企业受损巨大。在经济和社会全面危机态势下，日本关东军主任作战参谋石原莞尔提出了“满蒙领有论”，认为占据中国东北和内蒙地区，是缓解燃眉之急的最好方式。在石原莞尔的一力策划下，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击沈阳东北军北大营，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
蒋介石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令铤而走险的日本人大喜过望，整个东北就此轻而易举地沦陷。日本扶持溥仪为伪满洲国皇帝、大量从本国移民到东北、以当时最先进的城市规划来打造长春，都说明日本占据东北并非贪图一时之利，而是想一劳永逸地将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海外领土。毕竟，这里有日本最需要的煤铁资源。
关东军的侥幸成事，不啻于日本军方的又一针兴奋剂。日本军方开始越俎代庖，越来越频繁地代替政界来左右国家政策，而异议人士则直接以刺杀的方式解决。1932年，时任首相犬养毅被一群不满的海军军官直接冲进官邸刺死。四年之后的2月26日，日本陆军军官率领1400名士兵发动兵变，多名政要被杀。
虽然裕仁天皇处决了二二六兵变的几名首领，但造成的影响却已难挽回。苏联驻日大使佐尔格在给莫斯科的详尽报告中指出：此一事件或是导致日本社会变革、或是长期对外扩张——一旦扩张，则必定是中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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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有识之士都看到：中日两国必将一战。但尚为农业国的中国，却比已为工业国的日本百倍希望这场战争开始得越迟越好。
至少对于蒋介石而言，在东北不抵抗是处于不得已。此时中国不但国力与日本相去实在太远，而且更重要的是差不多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自从袁世凯去世以来，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一方的态势，使得名义上的中华民国表面尚为一国、实际形同唐朝藩镇割据。蒋介石虽然在中原大战中战胜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但山西、云南、广西、四川……全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
蒋介石此时的目标，是一边全力收拾国内各路豪强，一边全力发展中国的工业经济，同时期待列强处于自身利益会对日本的扩张有所掣肘，“一国和平未到绝望之时，决不轻言放弃和平之旨。”而知识精英阶层，也有类似看法。例如北大校长蒋梦麟和胡适便主张忍辱求和，“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胡适更希望在中日之间维持50年和平，“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立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中国在蓄力避战，日本何尝不知？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之后，中国要求收复失地的抗日情绪空前激烈，令日本也坐如针毡。自始至终，日本最忌惮的并非中国，而是北方的苏联。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始终不动，正是为了防备苏联。
日本上层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只要对中国开战，势必能在短短数月之间拿下。此时反而是石原莞尔全力反对对中国全面开战：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巩固中国东北，像当年的伊藤博文一样。全面开战，必将得不偿失。
但日本内阁、军方、外交的脱节，尤其是裕仁对军方的宽纵默许，都令日本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强硬。终于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开始往中国增兵。此时的蒋介石也没有了退路，事态已经没有给他继续避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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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十四年对抗、八年惨战，中日两国都被这场侵华战争磨完了元气。日本终于在核弹的攻击下投降，而中国虽然惨胜，也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山河破碎不堪看。日本把中国和自己都变成了输家，而中国的损失要惨重得多。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武汉会战、衡阳战役……每一次中国军民的累累白骨触目惊心。
七七事变刚刚爆发之时，只有很少的人看到了结局。曾经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民国国防部长何应钦，对他的老同学喜多诚一表示：“如爆发战争，中日两国都将战败”，唯有其他人会坐收渔人之利，“你现在不信的话，十年后看。”
愚蠢的日本、缺乏远见的日本、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日本，狂热的军政高层和更加狂热的底层一起，第二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跟万千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相比，投降书显得实在太轻飘。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是狂热的好战分子。1937年战争爆发时，宫崎世民已经35岁，仍然被征召入伍前往他只在书上认识的中国。
“目的地是上海。在吴淞口海面，有很多军用船排长队等待入港，所以船在海面整整停泊了三天。夜间为了避免空袭，实行灯火管制。因为实在百无聊赖，所以大家决定办一个演艺会玩玩。我被大家推着登上了演出台，没有办法，吟了一首唐诗《凉州词》。幸运的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诗的含义。”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当岛国被偏激情绪裹挟、当出乎意料深陷中国战场泥淖时，更不计后果的选择就指向了珍珠港，爱和平的人士也在漩涡中无可抽离。闭目塞听、自我膨胀和无来由的一意孤行，让后人每年在日本的投降日这一天，只能一边苦笑、一边叹息。永远不要轻视战争的代价。无论之前有什么追求，战争带来的空前毁灭会让任何追求最终都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