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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年轻气盛的文学青年成仿吾公然发文批评鲁迅。因为在紧张的斗争中，鲁迅居然还“有闲”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搜集的资料，印为《小说旧闻钞》——这让成仿吾愤愤不平：
“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我们知道，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即有钱阶级。”
有闲就是有钱，有钱就不是无产阶级，也就等于当时的政治不正确。鲁迅对此非常不满，以致于五年后在编自己的杂文集时，干脆就取名《三闲集》，更是在序言里说得明明白白：就是怼你成仿吾的。
在成仿吾看来，有闲阶级之所以可恶，就在于无视劳苦大众的水深火热，一心在自己的小空间里寻趣味。殊不知鲁迅虽然常常以金刚怒目状作大声疾呼，骨子里却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式文化人，金石纂刻版画音乐都有涉猎多有玩味。而只要是文化人，就几乎没有不喜欢闲暇的，因为人类文化正是闲暇的产物。
鲁迅的老友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专门有一章论闲暇：
“我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在中国人心目中，凡是用他的智慧来享受悠闲的人，也便是最有教养的人。以哲学的观点来看，劳碌和智慧似乎是根本相左的。智慧的人绝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绝不是智慧的，善于优游岁月的人，才真正有智慧。”
然而一直以来，闲暇常常都会为下层民众所愤愤不平，他们往往认为上流阶层的闲暇都建立在压榨他们的基础上——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对闲暇本身深恶痛绝，却是典型的双标：上流阶层认为钱很重要，下层民众严重同意；但为什么上流阶层推崇闲暇，下层民众却必欲除之而后快？
因为身处底层的人往往很难明白：闲暇实在是比钱更加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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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书《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闲暇的消失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的必然结果。
他说当人类还以采集食物为生的时候，大概每天只需采集3~6个小时就能够养活整个部落了，剩下还有大把时间可以玩。虽然住宿条件不能跟现在比，但闲暇比现代人多得多。
而进入农业社会就变样了。为了固定得到那一口食物，人类要开垦土地照顾小麦喂养牲畜，改成定居生活、辛辛苦苦劳动之余还要时刻防备别人来抢夺。于是随着私有财富的诞生，阶级、分工、监狱、军队和国家一步步随之而生。从此人类要想满足温饱，就必须昼夜不停的劳动。
也就是说，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的最大变化，就是闲暇从全民所有，变成了一部分人有、而另一部分人没有。有闲暇的人，一直以来几乎都是贵族阶层，就因为有闲暇，所以才能有时间创造文明。金字塔当然是劳动人民建起来的，但具体怎么建以及更重要的——为什么要建——的问题，却跟整日搬砖的工人关系甚微。
再比如苏轼，曾经写过一篇《记承天寺夜游》的短文，向来为人称颂：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苏轼虽然仕途倒霉自嘲为闲人，但正是因为投置闲散，他才有充足的时间酝酿他的才思。否则无论他是一个志得意满的高官，还是一个胼手砥足的贫民，一刻不得闲的生活都不会让苏轼千古留名至今被传颂。
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科技发展了文明进步了，人类的闲暇却没有增加。无数人从农场被赶进城市，从挤奶农奴变成纺织工人，依然没有闲暇。但有闲暇的那一些人，却越来越明白闲暇对一个人的身心健康而言意味着什么。
18世纪，德国大文豪歌德的好朋友思想家席勒就提出了“剩余精力说”。他说剩余精力就是人的所有精力再减去谋生精力之后的东西，而学习、运动、游戏都需要使用剩余精力。没有闲暇用于娱乐和游戏，终日只为谋生而劳碌不休，这不是人类应有的状态。席勒甚至提出，“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
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也充分肯定了闲暇的必要，因为只有闲暇能让人随自己的兴趣而为，而不是为了温饱被一项无趣的工作固定到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提出：
“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然而人类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如此高级的形态。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后，人首先被异化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每日按部就班地做重复的工作。对人类境况敏感度远超常人的作家们，在他们的时代就已经在作品中鞭挞了无闲暇的危害。
莫泊桑在小说《散步》中，写记账员勒拉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七点，四十年来一直如此，然后在退休那天他发现了一生的无意义，因而在散步时自缢。欧·亨利写了一篇《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一个纽约股票交易员在忙得透不过气的工作间隙，心血来潮向他的秘书求婚，却完全忘了昨天晚上他们已经举行过婚礼。
上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著有《悠闲颂》一书。他认为在当代的科技条件下，已经能让人把每天的工作时间减少到4小时，就足以得到生活的必需品和满足生存的基本条件，剩下的闲暇时间他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用。
“休闲培植了艺术，发现了科学，产生了各种著作，发明了哲学，改进了社会关系。甚至被压迫者的解放也常常是有上面发动。没有有闲阶级，人类决不能走出野蛮状态。”
让每个人有闲暇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闲暇不应是有钱有闲阶级的特权——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非常赞成这样的思想。1930年，他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乐观地预言：到某一个时候，人类大部分人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而工资不会减少。清醒的时候，人们更多是在休闲，而不是忙着搬砖。
凯恩斯预言的这个时候是2030年，距今还有十年时间。若凯恩斯的预言要成真，人类只能期待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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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说闲暇创造了文明和艺术，确实如此。几千年以来，贵族阶层都深刻明白一个道理：最有价值的艺术和文化，几乎一定不会是职务作品。与每天劳碌不休的工匠相比，极品往往出自每天的闲暇。
比如古代没有职业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书法都只是他们从小的积习，是每天的闲暇之娱，而不是要写到国家标准的职业。《兰亭集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这天下排名一二三的行书，统统都只能算草稿，没有一件没有错字和删改。
以往的时代，许多学者和思想家都是业余时间著书立说，他们闲暇的成就远比职业出色。十七世纪的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职业是一辈子磨眼镜片；十九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密尔，职业是东印度公司的秘书，但他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思想史上都贡献巨大，《论自由》仍是到如今为止令自由主义者叹服的经典；美国人类学家亨利·摩尔根，主业是商业和法律，他的《古代社会》却影响了从达尔文到弗洛伊德。没有闲暇，就没有这些大名鼎鼎的头脑。
但闲暇正变得越来越少，在上世纪的四川大学，每逢春和景明之际，教授常常把学生带出教室，或是临近的锦江边席地而坐，或是茶馆里一人一座。好整以暇讲学，细致从容论道。
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昆明也常常在茶馆里受教。即便如此，当时梅贻琦、潘光旦的《大学一解》就已特别指出，“今日大学教育之学程太多，上课太忙， 为众所公认之一事”。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 ”
时至今日更是变本加厉，北大教授陈平原早就感叹“……越来越缺乏自信心和自主性的人文学者，面对‘学术工程化’趋势以及‘立竿见影’的 巨大压力，哪来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相对超越的高校尚且如此，一般普通社会就不必说了：闲暇成了奢侈品。
人类发展到今天，就像一匹奔跑的马。一直快马加鞭，发现马跑得越来越快，于是更加一直加鞭一直加鞭：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事业不等人。年轻的时候不努力向前冲，要闲暇来干什么？不把自己逼到绝境，怎么知道自己的最大潜能在哪里？快、快、快、快、快、快、快……
一鞭又一鞭之下，永远没有跑完的路、只有累死的马。逼死自身的闲暇之后，聪明的人类逼死了自己。
主要参考：
鲁迅《三闲集》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陈平原《“有闲、趣味以及‘爱美的’”》
罗素《闲暇颂》
保罗·福赛尔《格调》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