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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穿的整套Burberry衬衫西服，香奈儿13寸的黑色高跟鞋，羊毛大衣搭在手腕上，偶尔看下卡地亚的表”——倒回去几十年，史良说不定就是今天“亚大第一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女律师张晴这样的造型。
史良既是数十年里中国首屈一指的女律师，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司法部长，后来还任民盟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她在法庭上“笔直而冷漠”，法庭下却生活精致、衣着考究，有许多的戒指、耳环、胸针、项链，件件看上去价值不菲。
1900年，史良出生在江苏的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有一个哥哥五个姐妹。8岁的时候家里想喝一口米汤，但既没有米也没有钱，史良的父亲把床单扯下来，让史良去当铺当了一块钱。没办法，全家只靠父亲教书的一点微薄薪金度日。
但史良却是一个勇于向上的女子。1919年北京的五四运动爆发，就读常州女师的史良即担任了同学会的会长，带头鼓动商界和工人罢课罢工。1922年毕业后，史良深感妇女难以参政救国，便转学法律。1926年，史良转入上海法科大学就读，校长正是司法界的著名人士、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人之一董康。
董康发现史良不但口才敏捷，而且记忆超常，把当时的“六法全书”背得烂熟。于是董康在出庭时往往让史良先说，最后他再来补充。董康的提携，是史良走向成功的关键一步。1931年，史良正式开始执业，1935年一年就“作了三万多元的案子”。而鲁迅从1927年到1936年去世，在上海期间总共也才收入七万八千元。史良在当时的收入不是白领，而是金领中的金领。
1933年，史良应宋庆龄之托，为一名叫施义的嫌疑人辩护。在史良的据理力争之下，法庭只判了施义52天的徒刑，并且还可以交保释放。然而蒋介石居然干涉司法，不顾一切把施义转移到南京去然后杀害了，因为他正是我党早期的地下工作领导人邓中夏。除了邓中夏之外，史良还积极营救了进步作家艾芜等人。
1936年11月，国民党悍然逮捕了主张抗日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之狱”。史良也在被通缉名单上，但她并没有当场被捕，而是在12月从上海前往苏州高等法院“投案自首”。因为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史良被单独关押。在狱中史良研究犯罪学、教不识字的女犯识字，还经常将自己做的小菜送给其他6人。
审讯的法庭，成了史良宣传抗日的讲台。虽然身上的Burberry换成了囚服，手表也换成了手铐，但她以对法律条文的熟悉程度和出色的雄辩，驳得检察官无言以对。两次公开开庭审问，史良都引来满堂喝彩。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被迫释放了七君子。1937年出狱后史良名声大震，几乎被时人公认为第一女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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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一年，史良结婚了，丈夫是比她小七岁的陆殿栋。
史良已经是上海滩的名律师时，陆殿栋还仅仅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名翻译。据与史良相熟的密友、章伯钧的后人回忆，尽管史良因为承办案件的关系早就认识小陆，但正式作为异性朋友，却是宋庆龄介绍的。史良被通缉时，就是躲在陆殿栋的亲戚家里；而之后去投案，也是由陆殿栋陪同。
小陆年轻帅气，英语和法语都不错。在确定恋爱关系后，史良出资让小陆去美国哈佛留学，攻读国际法。但不久之后史良却听说小陆和另外的一个漂亮姑娘过从甚密，甚至不想回国。
史良向宋庆龄哭诉后，中断了对小陆的资助。宋庆龄即把陆殿栋召回，选了良辰吉日由沈钧儒主婚，两人共结连理。婚后的小陆从此无比忠诚，对史良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在外人的眼里比保姆还保姆。
但史良也有自己的一段浪漫经历。抗战时在重庆，史良和民盟领导人罗隆基曾经情投意合，关系几乎是众人皆知的事。但因为《文汇报》女记者、彭德怀妻姊浦熙修的介入，这段感情无疾而终。后来在1957年，同居十年的浦熙修公开揭发罗隆基，并与其断绝关系。
史良既是名满天下的律师，也是感情受挫的普通女子。但在事业上，史良是一帆风顺的。1949年10月19日，史良被任命为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她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行一部新的《婚姻法》，为众多的女性谋求更平等、更公平的权利。
1950年5月1日，《婚姻法》正式公布，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法律不但禁止重婚和纳妾，还明文规定妇女一方有权提出离婚。这部《婚姻法》被国际法学、社会学者评价为“恢复女性人权的宣言”，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
婚姻法公布之后，史良不但亲自去各地调查实施情况，还提议在某些法院专门设立婚姻庭，专门承担和处理离婚案。由史良主持落实的这部《婚姻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家庭法，着实影响了三十年里的几代中国人。
史良和陆殿栋携手三十九年，但没有子女。1976年，陆殿栋在参加总理追思会时因激动过度而突发脑溢血去世。在生命的最后九年，史良是一个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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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良平时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对生活也甚是考究。
到章伯钧家作客时，“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个个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给章伯钧的小女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印度访问，史良在新德里最繁华的服饰店里细挑慢拣，抽出一匹薄如蝉翼的银丝绣白色衣料，对着镜子欣赏再三。
1956年夏天，史良陪同交通部和苏联专家去秦皇岛视察。当天渤海上大风大浪，船颠簸得厉害。好多男人或东倒西歪、或愁眉苦脸、或勾腰驼背。唯有史良正襟危坐，保持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风度，连脚下的高跟鞋也昂然挺立。
但1957年时，史良的发言终于招致后人的诟病和贬斥。到了1966年，她也遭遇了批斗，在总理的过问下才逃过一劫。粉碎四人帮之后，江青在受审时曾点名要史良作她的辩护律师，但因为史良年纪也大又早不作律师了而作罢。
1985年，史良在睡梦中病逝，一代名律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她在上海的多处房产，都早捐献给了国家，只留下了那些闪闪发光的珠宝首饰。她的侄辈们提出要继承，于是就由组织派人拿着首饰、领着他们去珠宝行鉴定价值。
鉴定结果是：所有的戒指、胸针、耳环、项链加在一起，只值三千元。听到首饰的实价远远不及它们看上去那么值钱，亲属们全部放弃了继承的要求。
于是如今也就少有人知道，这些漂亮的首饰，曾经属于一位知名女性：国家首任司法部部长、中国民盟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而她，曾经被认为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女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