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亚太地区三分之二的大企业靠买卖人口起家。

村冈伊平治，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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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在日本的势力可谓悠久。

明末福建泉州人李旦，拥有武装船只，控制着中国、日本、东南亚一带的海上贸易。李旦常年住在日本，势力很大，他的儿子李国助后来也是大海商。当然，他的义子郑芝龙更有名，是郑成功的父亲。

清代奉行闭关政策，但是中国商人在日本的活动并没有断绝，一直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也有230年的闭关锁国，在这个时期，中国和荷兰商人，拥有在长崎的贸易专营权。

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打开国门，日本也好不了多少，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也被迫向欧美国家打开门户。日本人比中国人聪明的地方，只是在于知道打不过欧美国家，并没有做什么抵抗。

日本“开放”后，中国商人除了从日本输送丝绸和银制品到亚洲市场，他们还监控着另一样“珍贵商品”：年轻的日本女性。

中国商人比日本日本人更早涉足拐卖日本女性的勾当，到19世纪80年代，在哈尔滨、奉天（沈阳）、上海、香港、厦门、河内、新加坡，都有了从事色情业的日本女性，她们在中国人或白人控制的妓院里工作。

1890年日本东京的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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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冈伊平治是日本第一个有名的人贩子。

1887年，村冈伊平治受日本驻沪总领事馆雇佣，做一份为期6个月的调查，研究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市场环境。在那些日本女性工作的妓院里，他没有看到一个日本男人，这让他逐渐认识到，是中国人在买卖日本女性，这让他大为愤怒。

村冈调查发现，几乎所有日本妓女，都是从长崎、横滨和神户出发的，长崎是中国商人长期控制的地盘，而横滨和神户，则是中国商人刚刚掌握的市场。中国的人贩子使用各种花招拐卖日本女性，甚至雇佣欧洲男子假扮女性受害者的丈夫陪伴出国。

村冈的民族主义意识第一次浮现出来。1887年12月，他从满洲回到上海，发誓改变中国人全盘控制日本性工作者的屈辱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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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理想是，自己来拐卖。

七个月后，他利用军队给他的调查经费，在上海开了一个妓院，其中有13名日本女性，有几个是他自己从日本绑架到上海的。

村冈听说，在厦门，有人“监禁”日本女性作为中国商人和海员的性奴，他决定把自己的妓院转移到厦门，并借机“拯救”那些无助的日本女性。

他发现，在厦门大约有500名被“奴役”的日本女性，所有妓院的日本女性，都是被绑架来的，每一个人的贞洁，都被中国人“糟蹋”了，这让他对中国人的皮条生意愈发愤怒。他开始向英国领事馆举报，一次又一次地向英国警察诉说日本女性的悲惨遭遇。

1888年8月，在厦门的英国警察采取行动，突袭了一家中国人经营的妓院，这项行动解救了6名日本女性。但是让人震惊的是，村冈取得了这6名日本女性的监护权，他马上把5个卖到了香港，留一个做自己的“妻子”。

几个月后，村冈又和警察一起解救了55名日本女子，并取得了这些女子的监护权。村冈的行为让厦门的中国皮条客忍无可忍，连光顾中国妓院的欧洲人都开始不满，他们开始威胁他。

村冈开始想全身而退，他想法把第二次解救的55名女子卖到香港和新加坡，在1889年12月，他离开厦门，转移到新加坡开店，从此开始了一个日本皮条客的霸业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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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冈在自传里说，他仅用了4年时间，就从日本绑架了3122名女子到新加坡。这些女孩大部分来自日本西部，被绑到新加坡后，要么在当地卖淫，要么被转卖到孟买和澳洲。

1867年出生的村冈，是长崎一个穷人家的长子，他10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不想依赖母亲过贫穷生活，早早出去打零工，到17岁的时候，就到一艘船上打工，往返于长崎和香港。

皮条客村冈迅速崛起，他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口买卖网络，坐拥豪宅，手下有24名男子，这些家伙大多有犯罪记录，杀人、强奸、诈骗。无恶不作。从1885年到1935年，村冈和他的手下，大约绑架了3万到4万日本女性。另一个数据是，从1870年到1930年，有超过10万名日本妇女在亚太从事色情业。

从这两组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村冈和他的团伙，是皮条客中势力最大的，犯下的罪恶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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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村冈却不认为贩卖人口是罪恶，他把贩卖人口与爱国联系了起来。

他在自传中说：“我会寄钱给老家。同时，我也是在为国家提供外汇，如同本土居民交税一样。其次，我用贩卖人口挣来的钱给朋友们在长崎买了土地和房产。我一直牢记第一位老板传授的教导，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努力维护日本的商业利益。”

村冈的说法，今天的人会认为是狡辩，但是某种程度上，也复合历史事实。他把贩卖人口看成了纯粹的商业，没有把女人当人，这在当时的日本，也是主流价值观。在自传中，村冈还这样说道：

“为了满足对日本姑娘的持续需求，我们将要在最遥远的南太平洋村庄里建立妓院。日本的杂货店和小商品业将随之而来。一旦日本商人的手脚放开，他们有能力取得成功，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将被动员到商业领域。”

当时，在日本境外做生意的日本商人，都认可性工作者对日本资本扩张的重要作用，日本妓女很早就在亚洲各地活动，是日本消费品的活载体：啤酒、清酒、日本食物、化妆品以及日本服饰等。和妓院配套的，往往是各种各样的日本杂货店，这些商店也把货物卖给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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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日本妓女的悲惨命运，就和军国主义梦想结合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女性成了牺牲品。

日本有不少文艺作品在反映、反思这段历史，1974年的电影《望乡》，讲述了被骗卖到南洋当妓女的日本贫苦妇女阿崎的悲惨遭遇的故事。而1987年，以村冈伊治平为原型的电影《女衔》，更是控诉了日本社会的无耻和无良。

1905年，日本击败俄国，加强了在中国东北的渗透，日本皮条客开始雇佣中国人帮他们从日本绑架妇女，中国商人在人口拐卖中的地位彻底丧失了。后来，殖民者也开始拐卖中国妇女，到了二战时，终于出现了“慰安妇”这样的罪恶。

1937年，70岁的村冈感叹说：日本在亚太地区三分之二的大企业，都是靠买卖人口起家。这话充满了自豪，也充满了罪恶。
本文参考《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