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国藩第二次上京赶考的时候，家里穷得连路费都拿不出来。

曾家是湖南湘乡的普通乡下人家，平时的生活也就能吃饱糙米饭而已。当时去北京一次天远地远费时数月，路费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销。没办法，曾家找亲戚朋友借了32串铜钱。曾国藩一路省吃俭用，到北京时也只剩下3串——还幸好当时没有过路费。

而且那时知识还真的可以改变命运。争气的曾国藩同学终于考中了进士，很快又点了翰林，于是曾家的经济状况一夜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作为新科进士加翰林，曾国藩的前途猛然变得不可限量：混得再差劲也起码是个县长，混得好的话成为省部级干部也不为奇。一支27岁的官场年轻潜力股，谁都想趁早攀附。所以范进中举的故事，又在曾国藩的身上重现了。

很快湘乡县令就上门拜访，跟曾国藩的几个弟弟称兄道弟把手言欢。附近大小乡绅更是每天络绎不绝地登门拜访，送上贺礼。很快曾家宅院出现了大批上等的木制家具，曾国藩父亲出门应酬也能坐轿子了，请客时也能出现海鲜一类的高级菜。曾家一夜之间鱼跃龙门，跻身当地的上流阶层。

而曾国藩不久后也衣锦还乡，在老家呆了296天。其中的198天，他都在四处应酬。说得好听是登门拜访，说得不好听就是打秋风。没办法，没钱就没法回京上任。

跟后来的公务员不同，当时官员的好多支出皇帝都是不管的。首先进京当官要花一大笔钱雇车马，其次你的房子、交通、制服、仆役统统必须自筹资金，曾国藩的家里哪有这笔钱给他？只有靠他用新鲜出炉热气腾腾的翰林身份去筹款。

曾国藩先拜访亲戚朋友，然后是附近的大小官员。亲戚朋友不必说，而官员不但有钱另外也舍得投资：混官场哪有嫌人脉太广的？今天送这个年轻的曾翰林十两二十两银子，他一旦发达说不定会带来十倍百倍的回报。此外曾国藩还去拜访同乡在湖南其他县开的店铺。商人不但有钱，也乐于结交官员以规避可能的风险。官商勾结？那多难听，应该叫资源优化配置。

曾国藩这次要钱也不像旅游那样轻松。他跑了湖南十多个县州，一共辗转一千五百公里，拜访了将近两千家客户，最后一共收入一千四百八十九两一钱二分白银。以当时的米价来保守估计，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三十万元。

有了化缘而来的这笔钱，曾国藩终于能去北京上任了。

二

在帝都当官，就要有个京官的模样。京官是什么模样？

首先，房子一定不能住差了。你再穷困潦倒，也要住进宽敞气派的大House，不然没人跟你玩。曾国藩在绳匠胡同租的房子，每月租金十三两三钱，一年就是一百六十两银子。

其次，请客吃饭必不可少。京官们几乎是天天聚宴、日日笙歌、广交人脉、互换资源。别人请客你要去随份子，别人请完你也要回请，否则也没人跟你玩。

再次，翰林们经常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才能让同僚把你放在眼里。曾国藩的个人衣物中，光是帽子就有十几顶。

总之要在京城混，就必须按京城的规矩来。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衣食住行来往应酬共支出458两白银，但他的工资只有124两。三百多两的赤字怎么填补？自然有各种办法，不然京官早死光了。

首先是接受地方官的馈赠。京官是死工资，而地方官有大量灰色收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嘛。地方官为了在中央建立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京官们送红包。夏天是“冰敬”，就是清凉饮料费；冬天是“炭敬”，就是烤火取暖费；另外过年过节还有“年敬”“节敬”。没有哪个京官会把这笔灰色收入拒之门外，拒绝的都早穷死了。只是作为官场新人，曾国藩也收不了多少，一年一百两左右。

其次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一般是替外省官员跑关系、拜码头、找门路，收点中介费和辛苦钱。跟曾国藩行政级别差不多的另一名官员李慈铭，日子过得比曾国藩滋润得多。他不仅娶了三个妾，还天天吃喝玩乐。钱从哪里来？帮外省官员在京钻营。

最后就只有借钱了。道光二十一年底，曾国藩积蓄用尽，找人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曾国藩从三十岁开始立志要做圣人，因此也就没有全身心投入灰色收入经营，于是借钱也就成了他弥补赤字的主要手段，最高时外债达到一千多两。

幸好这时通过考试选拔，曾国藩获得了一个到四川担任乡试主考官的机会。因为按照当时的潜规则，每次地方官场都要送给主考官多达数千两的“辛苦费”，对一直入不敷出的京官而言，不啻于一夜暴富的大好机会。所以当曾国藩得知自己要去四川时，不禁大喜过望，出京一路西行愉快之至，比当年中了进士回家还要高兴得多。

最终曾国藩这一趟净收入六千两左右，光是四川省财政就给他补贴了二千四百两，除此之外沿途官员还馈赠了衣服、布料、土特产等礼物。他不但还清了自己的欠债，还帮湖南老家也还了债。他在家信里说：

“我从四川回来以后，身体也长胖了，精神也好了。虽然没有自己买车，但出门一定坐车，再不会走路了。”

看来最愉快的事，莫过于公开合法地收受贿赂了。这也是皇帝默许的：京城发得少，就去外面补补营养吧。世上哪有又吃得少又肯跑的马？

三

在北京当了十二年京官，最终做到了国防部副部长的位置，曾国藩的仕途一片光明。此时太平军起事，咸丰帝要回乡守孝的曾国藩就地筹集团练保卫湖南，于是曾国藩开始弃文从武。

他在国防部多年，深知军队之所以没有战斗力，就是因为上下一片腐败。所以他创办湘军时，采取“高薪养廉”的策略，给统兵官和士兵足够的军饷，要他们专心打仗，不致于一边喊着口号一边想着捞钱。

一开始，他是严禁湘军将领私自抢掠财物的，对地方官员的贪腐也不姑息，所以很多人都讨厌他：你不让我们抢，又不让我们贪，那就算打赢了太平军，我们又有什么好处？你要做圣人自己做去，小弟恕不奉陪。哪种人最讨厌？挡人财路的傻X。

屡屡碰壁之后，曾国藩同志终于认清了形势：这片土地上的潜规则，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改变的。你要把事情做成功，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同流合污，这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成你想要做的事。不然就算你的个人能力再高强威猛、道德再洁白无瑕，也是然并卵。

同事和属下们很快发现：曾国藩比原来好相处了。他做事既遵守一直以来大家心知肚明的规则，也不再管属下捞钱手的长度了。既然你让大家开心，大家也就让你开心不是？将心比心嘛。

最终曾国藩成就了消灭太平天国的宏图伟业，自己也当上了两江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

两江总督，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一把手外加大军区司令员。不过其法定年薪只有一百五十五两，就算加上皇帝下发的一万八千两“养廉银”，年收入也不到两万两。而晚清时官员的年平均灰色收入，总督一级是十八万两。

曾国藩确实是当时少见的清官了。他不但要求下属接待时一切从简——不是空话而是真的一切从简，还约束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徇私枉法。当然收礼是免不了的，因为下属送礼不仅是送经济，还是送人情和表忠心。你一律拒绝，下属只能认为你不懂事，还会奇怪你是怎么能做到这位子的。收归收，曾国藩只是象征性地挑礼物中一两件价值最低的留下。他也有独立于官方财政之外的小金库，但也仅仅用于向京官送孝敬、给来地方的主考官送辛苦费而已，绝不中饱私囊。

任总督十二年，按理说曾国藩的资产至少在一百八十万两左右。但实际上他去世时，只留下了预备给自己办丧事的一万八千两。虽然一生出将入相、封侯开府、位极人臣，但曾国藩并没有给自己聚敛什么财富。他给子孙留下的，不过一堆家训和一楼藏书而已。他年轻时就决定“不靠做官发财”，晚年时又给儿子写信“余将来不积银钱留给儿孙。”

四

像曾国藩这样的头脑和历练，深知在某种环境中要做成事情，就不能成为官场的公敌。所以他绝不做海瑞那样的极端式清官，名满天下但一事无成；但他也绝不做和珅式的贪官，那样显得太下作，身后名声也太臭。

曾国藩在骨子里效仿海瑞一尘不染之实，表面上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一个简单的所谓“清官”更复杂、更通达、更有效也更智慧，所以他才能够做成一般人做不成的事、成就一般人成就不了的功业。

至于直隶总督曾国藩为什么没在自己主管的辖区北京买房？看看比他更有钱更有权的皇室就明白了：整个故宫那时都是他们家代代相传的大别墅，可现在呢？当时北京房子也有那么多，可有几栋的产权能活到现在？就算按最新规定七十年算，这也就刚刚一百多年。曾国藩那时要是看不透，他也就不是曾国藩了。

当然时代早已不同了，不与时俱进不行。要是曾国藩同志能有幸穿越到如今来，见识一下比战事还激烈的房事，多半也会目瞪口呆三观崩溃，跟着老泪纵横长叹一声，说：

“我要回咸丰。”

参考：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