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打我的脸，让我死得光彩些。”——郑苹如的最后遗言。

一

在1939年的上海，人人闻名色变的并不是攻占了城市的日本人，而是一个当了汉奸的中国人。他叫丁默邨。

丁是湖南常德人，汪伪国民党特工总部主任、直接越过汪精卫向日本情报部门负责的特务头子、心狠手辣的杀人魔王。他所在的极司非尔路76号被称为“杀人魔窟”：进去的人多，出来的人少。

由于丁本身就出自国民党特工组织，所以他到沪之后，中统军统在上海的情报网遭到严重破坏，众多资深特工要不被捕后叛变，要不就被处死。重庆方面很快就下达了针对丁默邨的锄奸制裁令，之后又一再催促。丁默邨也清楚自己早已是暗杀目标，因此一举一动都极为小心，因为一次疏忽就可能丢命。

丁默邨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日本人对他的印象是“爱低着头，少言寡语”、“几乎见不到他的笑脸”。他身形瘦弱，一副弱不经风的肺痨鬼样，虽然心黑手黑人人皆知，但好色如命也是他的著名标签。他身边从来不缺漂亮女子为伴。

丁默邨身边最新的这名女友，名叫郑苹如。自交往以来，两人出入同车、约会频频。

21岁的郑苹如并非一般的普通女学生。她的父亲郑钺出身浙江大族，早年留学日本时即加入同盟会，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挚友，当时是上海高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母亲木村花子是日本人，中文名是郑华君，郑苹如有一半的日本血统。

郑苹如生性活泼又爱好广泛，她喜欢游泳、会弹钢琴、能演话剧，还喜欢摄影和社会活动。受父亲影响，她自幼便爱国正直，颇有侠气。“九一八”事变之后，她与兄弟姐妹用零花钱买纸张散发传单，还作演讲号召抗日；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她与同学设法弄来缝纫机，在家中缝制衣服支援抗日。

但当时她更为人所熟知的，还是她的家世、教养和美貌。1937年7月出版的第130期《良友》画报，封面正是她的巨幅照片。

她既是怀着强烈爱国激情的上海法政学院学生，又有一副天生丽质的青春容貌；既有声名显赫的高官父亲，又有日本血统的母亲；既聪明机智，更精通日语——很难找到像她这样适合地下工作的人了。国民党中统邀请她加入时，只说是为了“更好地抗日，更好地报效国家。”

加入中统之后，凭借着半个日本人的身份和出色的交际能力，郑苹如很快融入了侵华日军驻沪各机关的中上层交际圈。1938年她曾两次向重庆发出急电，告知当时的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将有“异动”，成为预告汪精卫叛变投日的第一人。

重庆对郑苹如日益重视，并决定派她色诱丁默邨，伺机设伏将其除去。

成为特工很久以后，郑苹如才向父亲坦白了自己的身份。父亲虽然也曾有过疑惑和察觉，可在这时才真正知道女儿在干什么。也是在那时，女儿再一次获得了父亲的“为了国家，什么都可以牺牲”的教勉。

二

1939年12月21日，丁默邨让郑苹如跟他去潘三省家吃午饭，饭后又一直玩到将近晚上6点。丁默邨说差不多了，我要去虹口赴宴。郑苹如撒娇也要跟去，丁默邨说：这个宴会，真不能带你。

车过静安寺，郑苹如提出：“圣诞节到了，该送我一件礼物了呢。”丁默邨问想要什么？郑苹如说，那现在就去买件皮大衣吧，反正顺路。

轿车在上海高档皮草行最集中的路段停了下来，两人下车一起进了“第一西比利亚”的皮草店。这是上海排名第一的皮草行，进进出出的都是上海滩最富贵的阶层。

丁默邨让郑苹如自己挑一件最满意的，自己则点了根烟，在店内闲逛。突然间，他透过橱窗玻璃，看到了两个腋下夹着纸包的人，正不住向店内张望。

丁默邨疑心病极重，即便在自己像铁桶一般的老巢“七十六号”里，他往往也不睡卧室，而是在浴缸上放一张棕绷以充临时床铺。本来他以为买皮草这事是郑苹如临时提出的，又是顺路才停，不会有什么危险才答应下来。但一发觉事情似乎有异，反应极快的丁默邨立即就从另一扇门冲了出去，狂奔向停在不远处的别克轿车。

当轿车疾驰而去时，身后飞来的子弹打在防弹玻璃上留下弹痕，而丁默邨本人则毫发无损。

丁默邨被刺的消息一传出，日本宪兵方面就通知他：跟你的女友有关。这半年以来，你们至少50次见面。

日本特工早就盯上了郑苹如，只是她本人和上级不以为意而已。即使后来有些危险迹象，也因为重庆方面立功心切、未予重视。甚至在刺杀丁默邨之前，跟丁默邨不睦的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就已知道郑苹如的身份和意图，只是隔岸观火、伺机坐收渔人之利而已。

郑苹如最大的遗憾，就在于没有受过真正系统的特工训练。在早已招来敌方怀疑的同时，未能及时抽身。

三

刺杀未遂，郑苹如立即躲了起来，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动静。于是重庆方面让郑苹如给丁默邨打电话，试探下他的反应。

丁默邨一接电话就大发雷霆：“你敢算计我？赶紧来自首！不然我杀你全家！”

郑苹如马上哭了起来，说出了这事自己都要吓出病来了，“没想到你还要冤枉我。”

丁默邨似乎将信将疑，口气和缓了下来，不但安慰了郑苹如几句，还约定了再见的日期和地点。

重庆方面让郑苹如逃走，但她不愿意。她认为丁默邨的威胁并非空言恫吓，自己一走了之必然会连累全家，况且刺杀丁默邨的任务没有完成，于国于家都没有交待。

据她的妹妹回忆：圣诞节当天，郑苹如带着一把白朗宁手枪出了门。她还以为姐姐是去吃大餐，却不知道她已抱定了赴死的决心。

郑苹如的枪没有能用上。她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之后很快被交给“七十六号”。面对审讯，郑苹如叫起撞天屈，又哭又闹，大骂丁默邨。

大约在关押初期的一天，来了几个女人。其中有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以及丁默邨的老婆赵慧敏，据说是杨淑慧好奇“让老丁神魂颠倒的女人究竟长得什么样”。一来赵慧敏就大骂郑苹如是“妖精”，后来更是达成共识：这样的女人不除，无异更让彼此的丈夫们敢放胆在外面胡来。

其实即使没有这群夫人，郑苹如也已注定必死。因为郑苹如始终不妥协，而丁默邨更加不想让她多活，以免自己成为旁人口中的笑柄。

据亲自监刑的日军驻沪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林秀澄1974年口述，那天以看电影为名，骗郑苹如上了车。郑当时很高兴，穿了一双金色的靴子，刻意打扮了一下，还洒了点香水。经过繁华地段后，车又驶向了郊外。当车驶近刑场时，先已到达的林秀澄听到了她的哭声，显然她已意识到是怎么回事。

两个人将她架下车，她讲了一些话，事后才知道她是在抗议，她对同行的中国人说：“作为中国人，你们竟干出如此恶劣的勾当？”

最后她要求，“不要打我的脸，让我死得光彩些。”

随后按照对女犯执刑的规定，让她坐在一个早已挖好的四方土坑前，按林秀澄十分肯定的说法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坐着”。然后向她作了宣判，并从后脑处开了枪。

郑苹如牺牲后，“七十六号”电告郑家，要郑家拿钱去赎她的尸体。但其时郑家在银行的存款早被冻结，实在无力筹措，所以郑苹如的遗体从此下落不明。

1947年7月5日，丁默邨被民国政府执行死刑。由于他无法支撑到刑场，行刑队在半途中就结果了他。

抗战时期，郑家有三人为抗日牺牲。1964年，郑苹如的妈妈、80岁的郑华君在台北去世，蒋介石亲笔题写挽幛，上书“教忠有方”四字。

四

爱上汉奸的，在电影《色戒》中是汤唯、在小说中是王佳芝、在现实中是嫁给胡兰成的张爱玲，而唯独绝不是郑苹如。

郑苹如的追求者一直数不胜数，而她心仪的是大同附中的校友、比她大6岁的王汉勋。王汉勋高大英俊、敏捷潇洒，从中央航校第二期毕业后，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空军仅有两个攻击中队的中队长之一。郑苹如昵称他为“大熊”，虽然战争迫使两人天各一方，但两人心心相印。

1939年春，王汉勋曾两度致信郑苹如，约她赴香港成婚。但此时刚接到刺丁的任务，郑苹如无法脱身，只能相约于胜利之日再步入婚姻殿堂。而在郑苹如写给未婚夫的信中，她曾狡黠地布置了对王汉勋的考察，看他是否变心。若不爱，又何必如此患得患失。

郑苹如牺牲后，其妹天如辗转万里来到成都太平寺空军基地，将噩耗告诉王汉勋。王悲痛欲绝，哽咽着说：“我不要她死，宁可是她负心别恋，也希望她好好地活着。”为了避免给他更大的打击，天如当时根本不敢以实相告，只说二姐是“因病而亡”。

从此王汉勋整个人都变了，一天说不了几句话。4年之后，空运大队长、空军上校王汉勋在桂林战役中，因天气骤变而撞山牺牲。

当时只有21岁的郑苹如有数不清的选择。她有家世、才华、美貌和教养，她可以成为明星、可以成为名媛、可以海外治学、更可以选择早早嫁人幸福一生。她有一半的日本血统，她可以选择置身事外两不相帮，反正不管换了谁上台，最终可能都差不多。

然而她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她把自己的青春，交到了万人唾骂的汉奸手上，最后还死于非命、尸骨无存。过了几年还被声名在外的女作家张爱玲作为现实原型，在小说里被安排死心塌地铭心刻骨爱上了汉奸。她为一个失败的任务赔上了爱情和生命，最后还背上一个长久的污名，而真相更是被埋没在那些“才华横溢”的小说和电影里。

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看来，郑苹如是典型的笨蛋。以身许国有那么重要？比自己的青春、名声和生命都重要？若郑苹如不笨，她说不定也能活到今天，颐养天年而得善终，然后在被手机推送的消息里引来一片颂扬。

只是郑苹如若泉下有知，多半会微笑着，淡淡地说一句：

“家国大义这样的道理，再怎么说怎么做，也有人不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