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佩于2017年1月12日1点26分56秒在京去世。
李佩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李佩被称为“中科院最美的玫瑰”。她喜欢鲜花,晚年她主持讲坛,来的都是名家,虽然没有车马费,但是每次给演讲者一束鲜花是少不了的。
玫瑰凋零。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李佩的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但是,在恍惚之中,她也经常回想起童年和青年时代,她看电视节目,发现节目太难看了,人也难看,她不由自主问到:“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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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的父亲李保龄,出生于江苏镇江,1910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他学习的是铁路专科, 1911年作为清朝最后一批官费留学生,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李保龄在伯明翰大学的同学,包括李四光、唐时清这些著名的人物。
怀着科教报国的理想,李保龄在伯明翰学的是开矿,1915年,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矿冶工程系获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北京技术学院、北洋大学任教,之后曾在六和沟煤矿和天津开滦煤矿总局工作。
虽然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但是李保龄称得上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先驱,1922年,他和丁文江、翁文灏等在北京成立“中国地质学会”,是现代中国第一批搞地质学的人之一。
他对地质的热爱,从他给孩子取名上也可以看出来,他有五个子女,分别用“珍珠珊环璋”来为五个孩子取名,这五个字,都有一个玉字旁,也可以说和矿物质有关。
所以,大女儿李佩最初不叫李佩,而叫“李佩珍”。
这就是民国时有教养的家庭,为孩子取名的方式。这几天,网上流传了现在中国最流行名字的名单,比如,张伟,李军,王秀英……这是新中国的名字,父母向往的都是大场面,“伟大”“军队”“英雄”……甚至还有各种“卫东”,保卫毛泽东,那一定是文革时出生的。
但是民国时的名字不是这样的,李佩珍,佩珍戴玉,象征着平安和高贵,这是父母的期望,也是一种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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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龄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专注于科教和家庭生活,他是一个好父亲,尽力为子女提供良好的生活和教育。
李家住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附近,西边是毗邻故宫的北京大学,南边是协和医学院,东南角是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则位于北海东北角、什刹海东侧。这是当时北京的文化中心,有很好的文化氛围,也有很好的邻居。
所以,他的五个孩子,后来分别考取了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和清华大学。
好邻居,也很重要,1918年3月,胡适结婚后,将家安在北京大学附近南池子缎后胡同8号,距李佩家只有几条街的距离,所以,很早她就认识了大名鼎鼎的胡适之。钱玄同住得更近,钱玄同的儿子钱三强,后来也是“两弹元勋”,李佩小时候就认识了这位比他大5岁的哥哥。
伯明翰归来的李保龄,懂得西式教育的好处,他尽量安排子女都读教会学校。一是严格,二是教育完全是西方的和现代的,李佩在读北京大学之前,读的是培元小学和贝满女中,都是教会学校。贝满女中,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是北京近代最早引进西方教育的学校。
李家的家风有一点保守,李佩选择北京大学,有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回来住到家里。有时候回来晚了,妈妈会到学校去,看她是不是像所说的那样,在图书馆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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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便是在这么好的家庭,子女也可能非常叛逆,那个时代就是是如此。
李佩一岁多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青年学生吵吵闹闹经过她家附近。在她8岁的时候,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她家附近的北海公园举行婚礼,因为双方都是再婚,大家议论纷纷。这就是时代风尚,新思想的冲击无处不在,想养一个传统的大家闺秀,就不可能了。
李佩把名字中的“珍”去掉,她觉得这个字太俗气了、其实,这有点革命造反意思。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沦陷,大学停课了,父母将家搬到了天津租界,李佩在天津家里住了半年;1938年初,她在当地女青年会排演的戏剧《娜拉》中主演娜拉。之后,李佩和两位女同学一道,借钱买了三张船票,就像娜拉一样,不辞而别离家出走,远走昆明的西南联大。
她走的时候,拿走了家里所有的现金,还留下一张一张500银元的借条让父母替她偿还,那时她向别人借的盘缠。
那天早上,她早早起床,穿了一身网球服,父亲问她怎么这么早起来,她回答说:“打网球去。”
就这么远走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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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24日—8月2日,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李佩作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唯一代表,随龚普生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赴会,从此,她和龚普生结下一生的友谊。
龚普生出生在上海,比李佩大5岁,1932年考上燕京大学时,就已经参加了“革命工作”。龚普生有一个比她小一岁的的妹妹龚澎,比姐姐晚一届,也考上了燕京大学,她和姐姐一样,热衷于革命。龚家姐妹俩,其实是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
1938年2月,龚澎和几位燕大同学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在延安,龚澎成为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太行山沁县后沟村《新华日报》社工作,后被彭德怀将军留在八路军总部秘书科工作;1941年8月,龚澎奉中央命令调往重庆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工作地点就在被称为“周公馆”的曾家岩50号,主要任务是对外开展统战工作。
1941年秋天,李佩从西南联大毕业,到位于重庆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在这里,她遇见了龚澎。由于龚普生的关系,她很快就和龚澎成为了好朋友。龚澎的丈夫,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乔冠华。
父亲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李佩成为周公馆的常客,从此,就走进了风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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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国共关系开始紧张,李佩离开重庆,来到上海。
在上海,龚澎建议李佩利用劳协关系和经费留学美国,1947年2月,李佩赴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留学。在这里,她很快遇见了一生的爱人——年轻的华裔航空学教授郭永怀。
“当时我去参加一个学术报告会,会上一位华裔学者做航空科学方面的报告,原来他是我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听说过的学长郭永怀。”通过郭永怀,她很快也结识了钱学森和林家翘,以及冯·卡门学派的科学家们。
1948年,她与郭永怀结婚。以前,她对父亲科教救国的理想不以为然,但是,这个曾经反叛的女孩,最终选择了像父亲一样的伴侣,
1956年10月,她和郭永怀一起踏上了回国的道路。在旧金山,赵元任夫妇请郭永怀夫妇吃饭,本来要喊胡适一起过来,胡适推辞了,这时,胡适在大陆已经属于反动派了。据说,胡适知道郭永怀回大陆时,感叹了一句:“这就是人心向背吧”,但这种说法也许不可靠,因为差不多同一时间段,胡适也说过:“如果鲁迅活到现在,说不定也会坐牢吧”。
不管如何,钱学森和郭永怀这一批科学家,离开了自己热爱的研究工作,回到了中国。郭永怀的归国,通常认为是钱学森做的思想工作,其实,李佩也许最关键的人物。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后,她以探亲名义回国,在北京参加了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毕业后,承担动员留美学者回国的特殊使命,由专人护送回到美国。
这是爱情,也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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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后,钱学森也去世了,他留下了一个天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有一次,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
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
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
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
参考资料:中青报《冰点周刊》,公号“知识分子”《李佩传奇》等